文 | 張淑貞 ; 編輯 | 開放文化基金會

繼台灣在 2015、2016 年「全球開放資料指標」調查名列前茅、交出亮眼成績，去年（2019）5月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在加拿大「開放政府夥伴聯盟」年會上，宣布台灣即將啟動「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」研議工作，邀集各機關共同提出符合透明、課責、參與等核心價值的具體承諾，宣示台灣推動政府資訊透明的決心。同年10月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陳美伶也對外公布將在 2020 年底推出台灣的「開放資料專法草案」，邁向下一階段的數位轉型。開放、透明成為國家治理的標準關鍵字，但是在這股治理趨勢下，民間要取得政府資訊，進而使用政府資料來滿足公民參與的需求，仍然遇到許多困難，以公民所關注的社會議題來說，相關資訊的公開程度和範圍不足，也未達到「開放資料」的標準。

文 | 張淑貞 ; 編輯 | 開放文化基金會

2019 年10月1日，南方澳大橋坍塌事件發生後，外界才發現橋梁啟用至今只做了一次檢測，而且檢測項目不全，維修不完整，甚至資料也不正確。

為什麼這麼晚才發現呢？交通部其實早在 2001 年高屏大橋因為盜採砂石及颱風過境造成斷橋後，便已經建置「台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」，要求機關登載每一座大小橋梁的維護紀錄，但資料一直沒有對外公開，不僅外界無法進行監督，民眾也無法知道自己每天經過的大橋是否安全。

台灣一直自認為是開放和民主的國家，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施行至今 14 年，加上 2015、2016 年二度在全球開放資料指標調查（Global Open Data Index）榮登第一，開放儼然成了台灣之光。但是在光的背後，仍然存在重要政府資訊應公開卻未公開的雷區。

文 | 郭鴻儀； 編輯 | 開放文化基金會

從 2019年底，國發會不斷在記者會和新聞稿當中聲明， 2020 年將提出《開放資料專法》，成為政府推動開放資料以來另一大躍進，也讓過去以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為基底的資訊釋出，有機會邁向真正的開放資料，也就是具互動性、無權利限制的開放格式資料公開。專法進入正式程序之前，讓我們再次審視現行資料釋出制度中，在面對環境議題時，有哪些狀況需要改善。

「取得資訊」能為我們解決什麼問題？或者說，對人類生活起了什麼樣的作用？除了單純滿足人類知的需求，取得資訊有助於人類行為的決策判斷、有利於瞭解特定事物，降低人類面對未知的恐懼。隨著近現代民主國家興起，人民開始透過要求政府資訊公開以及公共參與程序，強化對於國家行為的監督與制衡。聯合國在 1946 年 59 號決議中以及 1948 年《世界人權宣言》肯定資訊自由是基本人權，許多國家開始陸續以法律保障人民取得資訊的權利，政府資訊公開成為各國施政目標，而這些資訊有助於人民日常生活中對大、小事務的行為決策。

文|吳宗霈； 編輯 | 開放文化基金會

2016年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大修後終於擴大公民參與，為的就是希望民間高手能補足政府在文化資產 （以下稱文資） 調查和守護方面的人力缺口。再搭配開放政府政策，有越來越多陳年史料數位化、公開，私有古蹟的保存運動也就此遍地開花。「紅葉園（陳茂通宅）」是近期一件文資爭議案件，為了找回這棟房子近 80 年前的歷史，提報人是如何在散落的史料中找到關鍵資訊？未來還能如何在歷史建物的認證爭議中，找出更公開、公正的方案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