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 | 林冠廷
編輯 | 黃詩惠
照片來自 | People (PIXNIO) 

對學生來說,疫情帶來最大的影響之一,即是原本的上學、考試全部變成從家裡的電腦上來進行。然而,學校和老師們看不到學生之下,竟衍生了許多程度不一的監控系統來「看見」學生。這樣的狀況不僅發生在美國,今年三月,清大也爆出了強制臉部偵測的考試系統的案例。

今年即將畢業的大學生,他們過去兩年的求學經歷和場景與過往全然不同。雖說大學生使用科技產品不是新鮮事,但科技與學生之間的關係,早已不只是 20 多年前《金法尤物》的瑞絲薇斯朋那樣,在哈佛法學院教室中用亮橘 iBook 做筆記或查資料而已。過往兩年,這些學生的教室被自己的筆電取代,連考試都是在家透過螢幕來進行。

疫情以來,成千上萬個世界各地的學生,一方面慶幸科技讓在家學習與工作成為可能,但對於其中製造的監控、規訓與歧視卻無能為力。更令人不安的是,校方不願承擔相關設備的成本。無論可負擔與否,學生必須想辦法為這一切掏錢買單,否則就面臨成績與學分的風險。

監控時間到,老師搖身一變成獄卒?

兩年多的疫情間,美國各大學紛紛選購監控方案。喬治城大學的學生媒體《喬治城之聲》指出,學校從讀書、上課到考試都講求全程監控,例如學習平台Perusall 會記錄學生花多少時間進行指定閱讀,教授還能看到學生讀了多少頁數。

監考軟體Proctorio在一年內監視了2,000萬場考試,成長高達9倍。像這樣的監考軟體,以防弊為名,索取過多權限──他們知道你造訪過哪些網站,並且將你考試時的錄影畫面儲存在服務商的伺服器中;《喬治城之聲》表示,許多監考軟體擁有移動游標、檢視電腦資料的權限,有受訪者考試到一半時,電腦桌布還被換掉,顯示這些公司的員工若要濫用權限,學生根本毫無防備。

由於學分壓力,就算這些軟體試圖存取學生的私密檔案,且傳出資料外洩的風險,也無法拒絕,就為了滿足教學者的權力與猜忌心。編輯Sarah Craig批評,這些技術侵犯個人隱私,也助長了「奠基於懷疑與權力不平衡的教育文化」。

「NTU Cool」、「AI 鷹眼」:台灣校園也處處充滿監控

台灣的學校對於監控同樣充滿興趣。台大即將全面上線的「NTU Cool」,是校方修改開源教學平台Canvas而成的得意力作,這套軟體允許教師上傳教學影片、出作業、考試,讓學生之間交流與互動。但校方沒有明說的新功能,則是NTU Cool帶來的滿滿監控技術。

一份台大學生會發表的報告揭露,NTU Cool的教師與助教可以追蹤每個學生何時登入、觀看了教學影片多少部分、瀏覽課程資訊,以及哪些頁面有造訪、哪些沒有。學生提出隱私疑慮,校方卻拒絕將資訊下架,僅表示會建議教師勿將這些資料拿來評分。這種轉移道德責任到個別教師的說詞,未能阻止系統持續遭到濫用。我自己就選到把NTU Cool教學影片觀看率當作扣分標準的課程,更因為系統錯誤,導致觀看影片後無法正常累計時數。

清華大學在3月底推出「AI 鷹眼」監考軟體,以視訊鏡頭監測考試時臉部飄移或是有無開啟其他分頁。清大強調資安比競爭對手優良,學生不用交出電腦控制權,但作家黃淑假批評,這套軟體從命名到文案,都暗藏學生整天想作弊、需要被監控的預設。不僅隱含極權思想,也無法保障不願受到臉部偵測的學生權益。

監控科技再製的歧視與階級落差

就跟其他科技一樣,監控技術也會出錯。無法順利累積教學影片觀看時數這種問題,不會因操作者是誰而影響出錯的機率,算是「一視同仁」的錯誤;但有些錯誤,卻來自於社會根深蒂固的歧視問題──例如使用視訊鏡頭監視學生考試的監考軟體,就被指控無法準確辨識黑人臉孔。這些問題常常來自於訓練AI模型時,非白人的樣本不足,使軟體對有色人種的辨識能力較低,導致學生不但要在考試時被全方位監視,較深膚色者還更容易被懷疑作弊。

教育作為翻轉階級的關鍵途徑,在數位時代卻因為取得工具成本高昂,造成進一步的階級分化。階級製造數位落差固然是校園的長期問題,但監控科技的存在,讓「負擔得起高速網路與最新科技」這件事情,從原本的競爭優勢,變成最低求學門檻──如果學生買不起攝影鏡頭,讓老師派人在考試時監控學生個人的房間畫面,那就等著被當掉。

更甚者,筆電作為最重要的載具,學生不僅在無收入的狀況之下需自我肩負電腦設備的維修費用,而這個載具在同時之間,也成為了監控與歧視的代理人;學生在學費、住宿成本、餐費與網路費之間,疲於應付更多的預算到機器維修與升級上,好讓科技繼續滿足教授與雇主的要求。

對於出生於小康家庭以上的學子,若生活無以為繼,仍然可以向家裡求援;美國還有一大群「第一代與低收入學生」(first-generation and low-income students,簡稱為 FGLI students),就沒這麼幸運。《喬治城之聲》指出,這些學生無法負擔配備合理的電腦與穩定上網帶來的沈重支出,使他們得把原本能付出在課堂或作業的心神,拿來處理網路斷線,或是因為教授強迫在網路課堂開啟鏡頭,而擔心自己的視訊畫面不如他人。

人類如何創造科技、使用科技,除了技術能力的堆疊以外,更是不同群體的文化展現。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中,「數位原生代」的師長選擇積極擁抱監控技術,為教育科技的使用設下危險先例。這個選擇不但有損師生信任,還可能對下一個世代傳遞「監控可以接受」的想法。沒有人想生活在老大哥的世界,但光想不練並無法阻止監控文化的形塑,我們必須積極倡議與討論,才能建立互信與尊重的教育環境。



  • CC BY (姓名標示) 4.0
  • 本文章為 OCF Lab 與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雜誌合作的專欄:數位公民,同步刊載於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雜誌網站,標題和前言與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刊出版本略有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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