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 林冠廷

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日前來臺，以「由 Open Data 至 Open Tech：香港的開源及開放數據與網絡動員的關係」為題演講。開放資料在各國都是重要議題，OCF Lab 藉此機會與莫乃光對談，了解香港現況。

香港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日前來臺，以「由 Open Data 至 Open Tech：香港的開源及開放數據與網絡動員的關係」為題演講。開放資料在各國都是重要議題，OCF Lab 藉此機會與莫乃光對談，了解香港現況。

香港反送中運動從去年六月開始成為國際焦點，也成為臺灣大選的關鍵因素。持續超過半年的社會運動，顯示香港政府近年在聆聽民意、深化民主的工作上仍然力有未逮，這也反映在他們推動開放資料的現況上。

缺少民主精神的政府，導致香港官僚傲慢拖延

民主監督的機制，是港、臺推動開放資料政策的重要變數。莫乃光指出：「臺灣有很多民主渠道、手段可以推動他們去開放，我們在香港限制更大，他不做你也沒辦法。而且還有官商勾結還是合作，開放（資料）出來讓大公司、大機構，（會）構成他們的壓力，所以有時候政府也是保障這種關係與利益。」

民主監督的機制，是港、臺推動開放資料政策的重要變數。莫乃光指出：「臺灣有很多民主渠道、手段可以推動他們去開放，我們在香港限制更大，他不做你也沒辦法。」除了缺乏課責機制，大公司因擔心資料成為民眾監督的憑據，自然支持政府消極不開放的態度，官商勾結讓香港的資料黑箱更難透進一縷曙光。

政府的權力來源不同，間接影響香港官僚態度：「他們其實是兩方面，一方面就是高高在上，真的不相信你們懂，他們就是不相信 crowdsourcing of ideas（此處應為：ideas of crowdsourcing，亦即群眾外包的概念），這一方面 open （開放）出去的好處，他們真的不相信。第二就是他們真的是，害怕你發現他們做得不夠的地方，所以一直都拖得很慢。」

長期推動《檔案法》與《資訊自由法》的莫乃光，認為行政機關逃避監督的態度，同樣展現在政府對於檔案管理的態度上：「我們在過去幾年有很多的政治問題，或是一些民生問題，就是政府為什麼做了這樣的決定？誰要負責？我也有很多問題問政府，他們通常的回答就是說我們沒有紀錄。……以前（的紀錄）沒有沒關係，你要錢，可以批你多一點錢來做，但從今天開始你做這個紀錄可不可以？他們都說不做。所以完全就是一個官僚的藉口，就是要減少對公眾負責。」

長期推動《檔案法》與《資訊自由法》的莫乃光，認為行政機關逃避監督的態度，同樣展現在政府對於檔案管理的態度上：「我們在過去幾年有很多的政治問題，或是一些民生問題，就是政府為什麼做了這樣的決定？誰要負責？我也有很多問題問政府，他們通常的回答就是說我們沒有紀錄。」如果往事因沒有紀錄而不可考，那從現在開始建立紀錄總行吧？答案是：就算撥經費，香港行政機關也不願意做。畢竟，如果可以為所欲為，哪位官僚想留下紀錄，給民眾可課責的施壓點？

充滿不確定的香港，是否得以促成新的社群文化？

民主化程度的不足，也影響到香港人對開放資料的思考。莫乃光舉例，居民期待的資料往往是交通運輸的轉乘建議，或是醫院的排隊情況。對於居民而言，開放資料的意義並非民主課責，而是透過民生資訊提供服務。

此外，過去缺乏長期民主抗爭的歷史，也讓莫乃光擔憂，雖然香港人在生死與共的關卡出現許多年輕人，自發地為社會運動提出各種創意，但這些人的組織仍然鬆散，而且考量政治現實，許多人只能匿名貢獻，使得新的火苗可能難以延續。

在危機與轉機交錯的香港，莫乃光希望民間可以建立新的社群文化，讓開放原始碼與公民參與的價值得以彰顯：「我們 open data（開放資料） 的社群不夠成熟，人不夠多，有時候政府也面對這個困難，他開放了多少個 dataset（資料集） 出來，但是沒人用，下次要怎麼叫人開放？民間要有足夠的文化跟人去 sustain（支持） 這個 idea（想法）。」

在臺灣，社群與開源文化相對成熟。目前香港反送中運動暫時趨緩，但臺灣社群仍然尋求更多協助香港的方式。莫乃光對此講得謙虛：「我很難具體說臺灣年輕人可以怎麼做，我覺得他們比我更懂。」但是他也強調，臺灣與香港除了互相交流，還可以促成更多合作。畢竟，「我們面對的問題本質都是一樣的，壓力是來自同一個源頭的」，所以臺灣人以香港經驗為鑑的同時，香港人也可以回頭借鏡臺灣民主的發展經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