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 | 林冠廷
實習編輯 | 王彥涵
照片來自 | James Stewart (Flickr)
隨著數位時代來臨，人權工作也迎來沒有疆界的數位化威脅。對於時時關注著社會議題、反對暴力與極權的人權工作者而言，每天醒來最重要的事情，多半是將設備連上網路，查閱各地最新資訊、回覆通知訊息。而全球各方極權政府，也把國家力量伸進數位世界，隨著海底電纜將勢力擴展至世界各地，並對 NGO 進行攻擊。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「公民實驗室」(Citizen Lab)，以 創用CC授權的方式發表對於「跨國數位壓迫」（Transnational Digital Repression）的報告，節錄各地跨國數位壓迫的有關理論、案例與數位工具等。
「跨國壓迫」數位化的的四個階段
報告引述學者 Moss 與 Michaelsen 等人的意見，指出「跨國壓迫在海外僑民，還有他們持續存有聯繫的威權母國之間，是長期被忽視的問題。」他們說明，人權倡議者與他們的家人、朋友，長期遭到傳統的間諜監控、暗殺或其他處罰所威脅。
早期的「跨國壓迫」對人權運動造成許多損害，但在國外，想要侵擾人權工作者成本不貲，使得威權國家必須耗費大量支出，觸及範圍也有限制。到了數位時代，「升級版」的跨國數位壓迫不再需要搭飛機，因而更加無孔不入。
Citizen Lab 透過研究者 Ronald Deibert 的研究，指出威權政府從「跨國壓迫」到「跨國數位壓迫」的四個階段：第一是「防禦性」的，包含建立網路長城，阻止居民向外獲取資訊；第二是透過法律、規定與標案，要求公私營單位將網路控制的觸手伸入社會各處；第三是網路監視、刺探目標，試圖擾亂網路生態；未來則是第四階段，在國際層級上建立獨裁的數位環境。
Deibert 點名的國家中，中國是少數有能力「自產自用」數位壓迫工具的政府，但許多獨裁國家亦向英國的「伽瑪集團」（Gamma Group）、義大利的「駭客小組」（Hacking Team）公司購買監控軟體。
Moss 與 Michaelsen 表示，他們使用最新技術識別、追蹤異議者的人際網絡，駭入社交媒體，安裝病毒，用網路釣魚獲取機密訊息，監視他們一舉一動，甚至竊取身分，
「數位通訊技術雖然讓社運人士的工具組合變得更多，卻也擴張了國家的壓制手段」。
臺灣很安全？跨國數位壓迫就在你我身邊
跨國數位監控最讓人不安的因素在於，只要你有一台聯網的數位裝置，你就在身處壓迫的範圍之中。衣索比亞民主倡議者 Tadesse Kersmo 就是一個例子。報告引用隱私國際（Privacy International）的調查，揭露 Tadesse 在受到政府多年騷擾與監視後，於 2009 年逃到英國、成為難民。他持續利用電腦與親友聯繫，並倡導民主運動，卻遭到政府以木馬軟體「FinFisher」監控。
臺灣或許不是明顯的跨國數位壓迫參與者，但不代表我們完全沒有牽連。Citizen Lab 引用自己的報告，2016 年臺灣總統大選前夕，香港一批民主運動者就收到署名為某臺灣非營利組織的電子郵件，其中所附的、存在 Google Drive 中的 RAR 壓縮檔案，包含了惡意軟體 UP007。同樣的 UP007，也在一次針對緬甸的攻擊中被發現。
許多中國民主運動者出逃海外，在澳、美、加等地成為跨國數位壓迫首當其衝的受害者。報告中引述政府、公民團體的調查，指控中國政府不斷運用數位工具騷擾國外的民主運動者。其中一篇澳洲參議院外交與貿易委員會的報告，表示中國官員會以家人的名義，用微信電話打給住在澳洲的維吾爾人，警告他們不可以說政府壞話，否則將對家人不利。
保持警覺與關注，避免跨國數位壓迫再次進化
如果 Ronald Deibert 的預言是真，跨國數位壓迫將從目前的「擾亂網路生態」演變為「在國際層級上建立獨裁的數位環境」。目前中國作為跨國數位壓迫最大的輸出者，不但對自家國民、西藏、維吾爾、香港，甚至臺灣人採取各種騷擾手段，更逐漸控制國際級數位平臺。除了社交媒體 Tiktok 是中國公司，登記在美國的 Clubhouse 或視訊軟體 Zoom，也紛紛爆出傳送資料到中國的疑雲。
作為跨國數位壓迫的前線，我們在使用各種數位服務前，應該仔細確認這些公司的信譽、app 要求的數位權限是否太多，並時刻關注資安訊息，避免個人資料變成監控的目標。更重要的是，當一個服務與極權國家過從甚密，別忘記我們手上還有許多反制措施，例如不提供真實資料、不將軟體安裝於私人手機中，甚至是對這些軟體的作為提出抗議，讓我們一起避免「國際獨裁數位環境」成真的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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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本文章同步刊載於《INSIDE》雜誌網站，標題和前言與《INSIDE》刊出版本略有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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