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礙於國際情勢,臺灣仍不得加入 OGP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組織,OCF Lab 記者依然以個人身分參與一年一度的高峰會,取經南韓,為臺灣開放政府的未來捎來些許建言。

作者:陳廷彥、林冠廷| 編輯:OCF Lab|

(Photo on OGP website)

2011 年,美國、英國、巴西等八個國家共同組成了「開放政府夥伴關係」(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,簡稱 OGP),要把公民參與、透明開放的精神推廣到世界各國的政府當中。OGP 要求每個會員國都要提出兩年一度的行動計畫,確保政府確實有將口號付諸行動。十年之後,OGP 的會員國已經成長到了 78 個,還有 76 個地方層級的政府參與其中,顯見開放政府的精神在多方耕耘下,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共識。

然而最近四、五年來,新崛起的右派民粹領導者往往公然挑戰民主政治的價值,對於開放政府也時常不屑一顧,例如創始國美國的川普政府就曾經兩年沒有推出開放政府行動計畫。而全球 COVID-19 疫情的肆虐,更讓多國政府無力於投注精力深化民主,反而是假防疫之故加深對公民社會的監控。

在這樣的時局下,今年的開放政府夥伴關係高峰會於 12 月中在南韓首爾舉行,同時線上直播,開放各國官員、團體參與,共同討論推動開放政府的許諾、進展與阻礙。主辦國南韓可以說是在近年來全球民主倒退的浪潮中,仍努力「逆流而上」的國家之一,不但在 OECD 的開放資料指標連續三年獲得全球第一,更推出一系列開放政府的新措施,要讓民主政府更加進步。

開放資料專法、新興參與平台,南韓開放政府的進展

(截圖自「南韓 核心資料釋出計畫」網頁)

南韓對開放資料的討論起步於 2009 年,當時有高中生將首爾公車到站系統改寫為手機 app ,卻被政府禁止使用而引發民怨,也成為 2013 年制定《全國開放資料專法》的濫觴。南韓「情報化振興院」主管 Shin Shinae 認為,隨著專法立定,同時更促進開放資料的典範轉移——政府心態從「資料持有者」,單方面將有限的資訊提供給公民或企業,變成「相互分享」,即政府資料皆是自民眾與企業蒐集而來,因此這些資料也應該隨時對民間釋出、分享與分析。

南韓開放政府的一大強項,在於資料種類齊多、審慎管理,並且有目的性地開放,確保資料能確實被人使用,其近來發起的「核心資料集釋出計畫」(National Core Data Release Program),更針對數十個主題釋出高品質的資料集,也在今年獲得 OGP 的開放政府影響獎亞太區第三名
Shin Shinae 還指出,政府主導的開放資料必須要足夠可靠且穩定,因此除了國家指派「開放資料長」職務之外,各個政府單位也都設有專責工作人員並詳加擬訂開放資料計畫,幫助使用者可以有效率地使用每個資料集。過去幾年,韓國除了增設總理、部會首長與民間代表共同組成的「開放資料策略委員會」,還有其它三個機關,分別負責資料政策、協助部會導入,以及爭議協調。

政府與新創部門合作推動資料使用,並鼓勵政府內部使用資料作為施政工具,並且評估每個單位的已公布的資料品質與主題,獎勵高成效的單位;不只如此,政府亦積極監控資料開放程度,依照需求持續增加核心資料集、COVID-19 資料集,盤點未開放的資料集是否應該向大眾公開。

開放資料之外,南韓近年來也在深化數位參與上著力頗深。2016 年,南韓前總統朴槿惠深陷閨蜜干政、貪污醜聞,群眾憤而前往光化門廣場抗議,最終迫使朴槿惠被彈劾下台。新任總統文在寅上任後,邀請民眾重新回到光化門廣場,提出他們對改革政府的建言。後來,南韓政府將這樣的參與機制制度化,成立了「光化門一街」計畫,讓民眾在上面提出政策建議。從 2018 年起,在「光化門一街」計畫下,政府舉辦了共計 58 場「開放溝通論壇」,至今已有 173 個提案成為真正的政策。

不過,這些新的開放政府措施,並不是沒有缺陷。首爾大學法學院 Kyung-sin Park 仍批評,所謂「核心資料集」的定義仍是由政府界定,如何在選擇開放何種資料的過程中納入更多民間參與,是未來開放資料仍待改善之處。而民間團體 Parti Co-op 的執行長 Hyun-Suk Hwang 則說,南韓政府近幾年雖然確實更鼓勵民間參與,但往往多是相對「安全」的議題,未來的公民參與仍須納入更多高衝突、需要長時間處理的議題。

南韓與臺灣開放政府的未來

在與南韓民主發展軌跡相似的臺灣,雖然我們尚未訂立專法,但針對資料品質、平衡產業與社會需求的議題,仍然可以借鏡南韓經驗;此外,韓國基於「促進資料使用」的心態,積極推廣資料視覺化、產業合作、資料治理,並主動開放 COVID-19 等高度受關注的資料集,也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心態——將使用者放在中心的開放資料政策,將是數位民主時代最強大的工具。
而南韓在開放政府面臨的問題,台灣也可能有相似處境。儘管台灣也有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(Join)、協作會議等不亞於南韓的公民參與機制,然而,這些管道在面對高爭議的重大議題時發揮的作用仍然有限,例如甫結束的四大公投案,在傳統的辯論會之外,新興的數位參與管道有沒有其它的發揮空間?這是台灣政府可以持續思考的議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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